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支柱，其廉洁文化建设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新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需以文化思想为指引，系统把握廉洁文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为深化改革、服务国家战略提供坚实保障。

一、以文化思想为核心，筑牢国有企业廉洁文化根基

文化思想为国有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其核心在于将全面从严治党与企业治理深度融合，强调“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这一重大政治原则，确保国有企业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始终保持正确方向。

政治性与人民性的统一。文化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廉洁文化建设的本质特征，其核心要义在于政治属性与价值取向的辩证统一。国有企业廉洁文化建设必须坚持“国企姓党”的政治属性，将党的领导贯穿企业决策、执行、监督的全过程。同时，需以“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导向，把维护职工权益、服务社会民生作为廉洁建设的落脚点，确保国有资产服务于全民福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出发，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的物质载体，其廉洁文化必然体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重规定性。文化思想中“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重要论断，在此具体化为国有企业治理现代化的双重逻辑，即党的政治领导通过“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确保企业发展战略与国家意志同频共振，人民主体地位则通过现代企业制度中的民主管理机制实现生产资料占有方式与利益分配方式的制度耦合。

传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文化思想指出了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历史逻辑与实践要求，引导国企在传承性与创新性辩证统一中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洁文化理论体系。文化思想强调“两个结合”，要求国有企业既要传承红色基因，弘扬“艰苦奋斗”、“克己奉公”的优良传统，又要立足新时代实践创新廉洁文化载体。挖掘党史中的清廉典范、提炼国有企业发展历程中的廉洁经验，能够赋予传统廉洁文化新的时代内涵。新时代国有企业廉洁文化建设要以守正创新的方法论指引：守正，即坚守马克思主义政党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传承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自我革命精神谱系；创新，则体现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将红色基因中蕴含的纪律意识、作风要求转化为现代化治理语境下的制度规范和文化形态。这种辩证统一关系本质上既要求把握历史连续性中“不变”的价值内核，又要在实践创新中实现“变”的载体突破，推动廉洁文化从经验传承向制度建构跃升、从道德约束向法治规范深化、从组织教化向社会治理拓展，最终在文化主体性建构中形成具有时代特征、企业特色的廉洁文化生态体系。

系统性与实效性的统一。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与效果导向的辩证统一。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这为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要着力构建“党委领导、纪委主推、部门协同、全员参与”的工作格局，将廉洁文化深度嵌入法人治理结构、决策执行体系、合规管理流程，形成与“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相贯通的闭环系统。通过制度化规范权力运行边界，将“三个区分开来”等重要原则转化为企业容错纠错的具体标准；常态化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和纪法教育，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塑造企业廉洁品格有机统一；智慧监管平台建设和嵌入式监督，能够推动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审计监督与业务监督形成合力。文化思想中“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和思想建党相统一”的理论精髓，引领国有企业将廉洁价值理念向管理效能的创造性转化，使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真正转化为企业基业长青的发展优势。

二、文化思想对国有企业廉洁文化建设的理论指引与价值意蕴

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其“两个结合”“自我革命”“守正创新”等重大论断，为国有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根基、方向指引和方法论支撑。

理论之基，巩固意识形态阵地。文化思想强调“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把国有企业廉洁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领域，必须坚决抵制“腐败亚文化”“潜规则思维”等错误思潮。强化理论武装、深化价值引领，筑牢党员干部的思想防线，确保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问题上立场坚定、方向明确。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企业文化深度融合，使党性教育常态化，确保党员干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保持理论清醒和政治定力。（这部分恳请徐老师添加补充）

方向之舵，坚守政治本色。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不仅要有力量，还要有形象”。以文化思想引领廉洁建设，本质是将“党的全面领导”转化为企业治理效能。面对混合所有制改革、国际化经营等复杂环境，需始终坚守“国企姓党”的政治本色，将廉洁要求嵌入战略规划、投资决策、风险管控等环节，确保企业改革发展始终与党和国家事业同向同行，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种将政治势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实践，正是文化思想“两个结合”方法论在国企改革中的生动诠释。

方法之源，破解治理难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维度看，创造性运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将廉洁文化视为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的精神形态，揭示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主体必须通过思想文化领域的“破立并举”来巩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性；从中华文明赓续维度看，将“吏不廉平则治道衰”的古训，转化为新时代国企领导干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价值准则；从党的建设规律维度看，以“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重塑廉洁建设的方法，以“不想腐”的思想培育配合“不能腐”的制度建构，使文化浸润的“软约束”与制度规约的“硬保障”形成治理合力。

实践路径，构建四维协同文化体系。文化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篇章，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蕴含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科技文化和行为文化的“四维文化属性”，为国有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系统引领。通过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筑牢思想防线；完善制度体系，规范权力运行；推进数字监督，提升治理效能；培育廉洁行为习惯，夯实作风根基，推动廉洁文化从理念、制度到实践的全方位落地落实。

以上四维路径”体现了文化思想守正创新、实事求是的基本方法，有效破解了廉洁建设中“上热中温下冷”“重制度轻执行”“监督滞后”等难题，实现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塑造转变，从局部试点向全域覆盖升级，为打造政治清明、作风清廉、干部清正的廉洁国企提供了坚强思想武器与实践指南。

三、构建四维协同的国有企业廉洁文化体系的路径探析

国有企业廉洁文化建设需以制度固本、以文化润心、以科技赋能、以品牌聚力，形成系统化、长效化的实施路径。深刻把握“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理论特质，以“制度、文化、技术、品牌”的四维联动，将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国有企业反腐败斗争的具体实践，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廉洁治理新模式。

从精神文化看，深化传统文化教育，厚植精神根基。以“第二个结合”为指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创造性转化。深刻践行文化思想关于“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的重要论断，构建历史传统、红色基因、时代精神三位一体的廉洁教育体系。通过系统梳理“修身慎独”“崇俭戒奢”等传统廉政智慧，结合党章党规、典型案例开展沉浸式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从文化根脉中汲取清廉力量。同时，将家风建设纳入廉洁教育体系，探索“企业+家庭”联动教育模式，筑牢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从制度文化看，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刚性约束。将廉洁要求全面融入企业治理结构，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通过制定廉洁合规管理办法、细化廉洁从业负面清单、完善问责追责机制，构建“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惩戒”的制度链条。重点强化对“一把手”和关键岗位的监督，将廉洁考核与绩效考核、职务晋升直接挂钩，形成“制度管权、流程管事、标准管人”的治理格局，以制度的确定性对冲权力异化的风险性，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监督制度体系。

从科技文化看，创新技术赋能，提升监督效能。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智慧监督平台。贯彻落实关于“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重要论述，推动监督体系与数字中国建设深度融合。通过整合财务、采购、人事等核心业务数据，建立廉洁风险动态预警模型，实现异常交易自动识别、权力运行全程留痕。推动监督方式从事后查处转向事前预防，从局部抽查转向全量分析，以技术穿透性破解“信息孤岛”，提升监督的精准性和时效性；同时，构建数据采集、智能分析、风险预警、处置反馈的数字化监督链条，建立具有自主学习能力的廉洁风险动态评估模型。运用区块链技术打造“权力运行可追溯、责任链条可倒查”的监督闭环，以算法的刚性约束压缩权力寻租空间，实现“从经验判断向数据决策”、“从事后追责向事前预防”和“从人工监管向智能管控”的三种跨越，形成“技术理性”与“制度理性”相统一的智慧监督新格局，全面提升反腐败斗争的科学化、精准化水平。

从行为文化看，打造廉政品牌，增强文化感召。立足企业特色与行业属性，培育具有辨识度的廉洁文化品牌。深入践行文化思想“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部署，通过创作廉政主题文艺作品、建设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开展主题实践活动，将抽象的价值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的文化载体，并将其与企业实践、员工行为相互匹配。在国有企业品牌建设中，坚持“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相统一”、“行业特色与地域文化相统一”和“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相统一”，打造具有行业引领力的廉洁文化IP矩阵，以文化品牌的“破圈效应”实现廉洁价值观的广泛辐射，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意识形态传播新范式。

国有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是一项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战略工程。新征程上，需以文化思想为指引，将廉洁基因深度融入企业血脉，以制度固本强基、以文化润心化人、以科技精准赋能、以品牌凝心聚力，推动廉洁文化从“柔性倡导”升华为“刚性力量”，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廉动力”。

作者：王偲，系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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